十九世紀英國功力主義：重新評價

2020年10月14日下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學評論》、《中國文學年鑒》主編陸建德教授做客“beat365歐美文學論壇“，對“十九世紀英國功利主義“進行曆史回顧和重新評價。本期論壇采取線上線下融合模式，來自全國各高校和學術團體約180餘名師生參加。

本期論壇由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在開場白中，她首先對19世紀作出内涵和外延界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文學與社會語境中的19世紀曆時125年，在這個過程中，由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所催生的各種思潮和流派風起雲湧，相激相蕩，對英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産生深遠影響，十九世紀的英國功利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陸建德教授在演講的開頭首先指出，邊沁是英國功利主義的主要代表，由于深受批評家F.R.利維斯的影響和現代漢語“功利”一詞的解釋，功利主義蒙上了“結果論”的負面意義。他認為，根據十九世紀英國的曆史語境，Utilitarianism翻譯為“功效”、“效用”更為恰當，講究價值效用的最大化在英國18世紀開始變得更加重要，這一脈思想到19世紀以後幾經變化，與傳統的道德哲學分道揚镳。

陸建德教授

陸建德教授接着說，劍橋批評家I.A.瑞恰慈認為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人，要麼是邊沁主義的信徒、要麼是柯勒律治的追随者。19世紀的約翰•斯特亞特•穆勒對邊沁思想既有繼承，又有超越。穆勒在《論邊沁和柯勒律治》、《論自由》等著作中，将實證主義思想和經驗主義傳統想結合，強調精神的愉悅比物質的快樂更加高尚。在讨論浪漫主義文學時，陸建德教授強調文學中的“主義”所蘊含的文學觀不同，例如浪漫主義各個詩人秉持的“浪漫觀”各不相同，這是十九世紀英國思想界富有活力的證明。

在談論功利主義對20世紀的影響時陸教授重點提到了劍橋批評家利維斯。利維斯認為，功利主義量化人際關系，量化精神層次的思想和做法，不僅壓制想象，更是貶低了文化。利維斯認為，隻有根植于文學的文化傳統，才能更好地發揚自我，發展文明。英語學院和英國文學是思想生命力的代表，人們使用語言的方式代表着思考和感受世界的能力和品質，文字語言的精粹進入英國文化生活的血脈中以保持文化的活力。

陸建德教授指出，“幸福“是邊沁主義的關鍵詞；但文學追求的幸福有時會以負面形式呈現。例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反烏托邦小說的代表，小說中的野人在沒有痛苦的世界需要服藥，并不停鞭打自己以求得解脫，可見痛苦和幸福互不可分。

在談到邊沁生前的主要社會活動和具體貢獻時，陸建德指出，邊沁曾在英國牛津主修法律，是英國的立法先驅，曾對英國法律改革做出傑出貢獻。他關注女性、罪犯、窮人等弱勢群體，主張平等和開放的觀念。在法律、政治制度、選舉權、教育、宗教等多個方面對英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

陸建德教授最後指出，19世紀是一個進步的世紀。19世紀的英國文人具有投身社會、改造社會的堅定信仰。狄更斯的《艱難時事》是批判功利主義的文學作品，然而我們不能否認19世紀功利主義的入世精神和開拓精神，19世紀英國工程師保障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為英國創造衆多的世界第一，貢獻巨大，因此功利主義對未來世界的探索和造福人類的宗旨值得肯定。

演講結束後，線上線下的聽衆提問踴躍，陸建德教授對問題一一作答，并在讨論環節對文學研究者提出希望：研究文學一定要深谙曆史——文學研究需要在具體曆史語境和時代局限性中思考問題；文學研究者要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有充分的認知，以對時代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道德難題，做出準确的回應和判斷。

講座現場

曹莉教授在總結時指出，文學作為社會的一面鏡子，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和文化空間，十九世紀需要開拓的課題和和疆域還有很多，拟在12月初舉辦線上論壇：“文學與社會：對話十九世紀”，屆時将邀請國内研究十九世紀的知名學者同台進行雲端對話。

講座現場

（歐美文學研究中心、歐美文學與批評理論學科群慧玲、琬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