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下午，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十四講在文南樓 204 會議室舉行。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許小凡以“時間中的普魯弗洛克：細讀T. S.艾略特《J. 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Prufrock in Time” :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Revisited）為題進行演講。來自校内外約3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講座由beat365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劉微擔任與談人。
本次講座以“時間”為線索，結合多篇文本和史料的互文性研究，從創作源起、文學傳統、文學形式三個維度對《J. 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簡稱《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進行了深度剖析。許小凡教授從艾略特（T. S. Eliot）的個人經曆、文章，以及其他評論家的文本入手，分析了《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風格與内涵，并挖掘其與《神曲》《哈姆雷特》等經典作品的關聯，為文學作品的解讀提供了新穎的角度，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生動的範例。
在追溯文本起源時，許小凡特别提到艾略特在文學創作上受到了法國詩人拉弗格（Jules Laforgue）的影響。艾略特于1910-1911年間寫成《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據哈佛大學圖書館記載，他曾在1908年借閱《象征主義文學運動》（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一書，書中就提到了拉弗格的詩篇。次年，艾略特訂購了拉弗格的詩集。他也曾在“What Dante Means to Me”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己的創作受到拉弗格的影響頗深，并稱拉弗格為“an admired elder brother”。艾略特的作品常被認為是在探索詩與散文的邊界，而這點與拉弗格改編的散文版《哈姆雷特》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甚至于普魯弗洛克與拉弗格筆下的哈姆雷特形象也十分相似，都表現出一種“安靜的絕望感”。
艾略特與拉弗格的聯系一直延續到講座對文學傳統的讨論中。許小凡在此引入英國學者戈登（Lyndall Gordon）的闡釋，介紹了拉弗格式的兩種形象：“評論家”（mocking commentator）和“受難者”（droll sufferer）。由此引出“受苦的自我”與“創造的心智”的分離，與艾略特的“非個人化”詩學理論（Impersonal Theory）及創作産生聯系。講座還探讨了文學序列中“舊”與“新”的辯證關系。正如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論述的，在作為整體的文學序列中，新事物與舊事物相互聯系、相互适應。
《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主人公與《神曲》中的“先知”圭多（Guido）有着重疊之處。同時，“No, I am not Prince Hamlet”一句（可能是以反諷的形式）點出了普魯弗洛克與哈姆雷特之間的聯系。艾略特在對《哈姆雷特》的批判中提出了“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概念，認為這位王子被一種文本事實無法表明的情感所支配。這與普魯弗洛克的所經曆的一系列壓倒性提問以及情感沖擊形成了某種呼應。
講座繼續讨論了《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在詩歌形式上的特征。艾略特并沒有遵循傳統的形式和韻律，反而體現了多種文學形式的變體，以此表達對詩歌傳統的挑戰。英國學者克勞福德（Robert Crawford）在《青年艾略特》（Young Eliot）書中提到，艾略特認同将“非詩歌材料”（non-poetic material）用于重塑詩歌語言的做法。在《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我們可以讀到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斯賓塞體（Spenserian stanza）、荷馬式環形結構（Homeric ring structure）等多種文學形式的痕迹。《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若幹詩節也體現出三行詩（terza rima）和十四行詩（sonnet）的一些特征，例如循環使用的韻腳和未完成的十四行詩結構。
在與談環節中，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劉微從民族主義和跨文化的角度對《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寫作進行了點評，提到了不同場域對艾略特的詩歌創作的重要影響。對于文學傳統中新事物與舊事物的博弈，劉微指出這是一個“建立傳統”的過程，新鮮事物加入文學序列、書寫并改變序列。因此從單一時間的維度思考文學形式，獲得的永遠不是全部，正如龐德所經曆的“令人動容的失敗”。那些在時間中被擱置、被遺忘的元素，是現代主義詩學留下的必然的印記。劉微還對《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寫作風格做出點評，認為詩中充斥着猶豫、躊躇（indecision and hesitancy），以及懸而未決的提問，表現了深層的自我質疑與否定。在此意義上，這首詩也反映出現代主義的特征。
參會師生就艾略特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進行了精彩的讨論。在艾略特提出的詩學理論中，詩人往往需要将自我感知與個人經驗分離（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強調在創作中“無意識”的部分。而他的詩卻體現了鮮明的個人經驗的風格（personality）。這可以解釋為詩學表達上的自我延伸（extension of personality），即詩人對自我的展開。beat365副教授趙元指出，艾略特有着用文學理論來印證創作的習慣，其創作風格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着顯著不同。艾略特“非個人化”文學理論的提出，以及颠覆浪漫主義的意圖，可以聯系到布魯姆（Harold Bloom）提出的“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即文學家們試圖在曆史中獲得獨特的位置，在文學序列中占有一席之位。辯證地看，布魯姆本人在評價艾略特時也難以免除這種焦慮的影響。
文｜杜宣熠
圖 | 李佳靜 徐佳琪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高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