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晚，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二十講在文南樓 204 會議室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的代顯梅教授以“快樂的邊緣人：《哈克貝利·芬曆險記》中的機智幽默與人文精神”為題進行演講。本次講座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來自校内外約2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講座由北京外國語大學郭棲慶教授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的田俊武教授擔任與談人。

本次講座中，代顯梅教授把19世紀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的長篇小說《哈克貝利·芬曆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置于美國的曆史文化與文學史的語境中，探索其繼承與創新之處。講座内容涉及逃離主題、身份焦慮、父親形象、忘記的危險、保留地文化功能、互文書寫等問題，挖掘該作品在機智幽默、生動活潑的語言表達中傳遞的人文精神。

首先，代教授聲明，鑒于馬克·吐溫作品的幽默風格，本次講座将以“不很嚴肅但很真誠”(not very serious but very sincere）的方式展開，從主角哈克貝利·芬“躺平但不擺爛”的人生态度入手，分享自己重讀經典、籌備講座選題的過程。在“快樂的邊緣人”這個話題中，“快樂”體現的是主人公哈克積極樂觀的人生态度，“邊緣人”将參考德裔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提出的“邊緣人”概念加以說明。代教授指出，馬克·吐溫筆下的邊緣人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和後殖民主義文學中的那些苦大仇恨的邊緣人有着本質上的不同。

接着，代教授說明，本次講座采取的研究方法是T·S·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提倡的文學批評方法，即在文學史的視域裡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艾略特認為“任何詩人，任何藝術家，都不能單獨有他自己的全部意義，他的意義，對他的評價，就是對他與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的評價。”她把《哈克貝利·芬曆險記》置于19世紀美國的曆史文化和文學史的語境中，探讨這部小說在逃離主題、身份焦慮、父親形象、忘記的危險、保留地文化功能，甚至包括互文書寫方面表現出來的傳承與創新。代教授認為，從根本上講，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如何面對傳統的大問題。

代教授風趣地談起這些年自己因為喜歡亨利·詹姆斯而對馬克·吐溫懷有的偏見，并引用哈羅德·布魯姆對兩位作家的評價，指出其實這兩位偉大的小說家是互補共濟的關系，他們分别為美國文學的“陽春白雪”（high brow）和“下裡巴人”（low brow）傳統奠定了紮實的基礎。代教授還引用霍桑在《人生的行列》（The Procession of Life）中對那些為增進人類精神文明做出貢獻的人們的稱頌給這兩位互不喜歡的作家“勸架”。

之後，代教授分享了自己重溫這部經典小說的五點新發現。第一是這部作品的幽默力量。她認為，幽默是一種天賦和豁達，不是每個人想幽默就能幽默起來的，心胸狹隘的人在幽默時總顯得尖酸刻薄。幽默體現着一個人的機智、寬容和知己知彼的超脫。她指出，馬克·吐溫将自己幸福的童年記憶融入其小說創作，使得整個故事的基調歡快活潑，溫馨浪漫。第二個新發現是小說波瀾壯闊的自然美境描寫。自然景觀的描寫不僅表現了哈克詩意的感知力和想象力，而且為小說增添了極大的生命活力。第三個新發現是哈克的社會情感，雖然哈克認識到奴隸制的荒謬，但是他并不是反社會人格，相反，他感念身邊善待他的人，甚至包括他的酒鬼父親，他的成長正是在感恩的記憶中完成的。第四個新發現是黑奴吉姆并非是由其主人華森小姐解放的，而是憑自己高尚的人格和勤勞智慧赢得的自由，因為湯姆告訴大家：“她（指華森小姐）本來打算把他賣到大河下遊去，臨死的時候想起來覺得怪難為情，她自個兒這麼說來着；她在遺囑裡恢複了他的自由。”可見，是吉姆的優秀撼動了華森小姐的良知。吉姆一路上對哈克的照顧，他冒着生命危險救治湯姆，這些都說明了吉姆本人的高尚品格。代教授引用古羅馬斯多葛派奴隸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論自由”的話，“一個人，如果什麼東西都逼迫不了他，阻礙不了他，戰勝不了他，那麼他就是一個自由的人”，說明在吉姆自願的道德選擇中體現着做人的尊嚴和自由。第五個新發現是印第安保留地對于哈克的意義。在小說的結尾，哈克選擇前往印第安保留地，這意味着他與熱愛自然和自由的印第安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的認同。保留地既是白人流放印第安人的處所，更是印第安各部落得以保存民族文化的庇護所。

在談到經典文學的特質時，代教授引用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對馬克·吐溫作為一個“通俗娛樂作家”和美國神話與民間故事的締造者的評價 ，強調馬克·吐溫在娛樂讀者的同時也在提醒讀者，人的天然良知中包含着人生的真理。代教授在劉象愚老師對“經典”的四點闡釋（見《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序言二）的基礎之上，論述了經典文學作品的六種品質，即内容的豐富性、思想的創新性、時空的跨越性、無限的可讀性、審美的藝術性和永恒的人文價值。

在交代了經典文學作品的特質之後，代教授論述《哈克貝利·芬曆險記》與美國當下政治語境的相關性。她從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談起，把特朗普這個“危險的魅力型（charismatic）領袖”與小說中的湯姆·索亞（Tom Sawyer）聯系起來。代教授還通過美國現代南方作家沃克·帕西（Walker Percy）在其小說《看電影的人》（The Moviegoer, 1961）中的一段話（批評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時代），說明南方白人一直以來的自豪感，他們對責任和榮譽的重視在馬克·吐溫的作品中随處可見。代教授又通過大霧後吉姆解夢和小說結尾處湯姆營救吉姆這兩個情節說明該小說對美國内戰和美國外交政策的諷喻性呈現。

在闡釋講座涉及的兩個概念，即“人文精神”和“邊緣人”時，代教授援引AI對“人文精神”的界定，指出AI的定義隻強調人文精神的社會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片面性，提醒大家在使用概念或理論時一定要結合具體文本，比如該小說分明包含四重生态意識，除了自然生态和社會生态之外，人物的心靈生态和曆史生态意識不容忽視。庫爾特·勒溫的“邊緣人”（Marginal Man）指的是那些具有特立獨行的思想和脫離主流社會傾向的人，雖然他們不被常人理解和接納 ，但遇到恰當的機會，他們會一躍而起，實現生命的巨大潛能，優秀的邊緣人是 “人類精神的先行者”。代教授指出，哈克正是這樣的邊緣人，并且是勒溫提出的傳播學意義上的“信息守門人”，他用自然良知過濾奴隸制的不公，選擇人道正義。代教授對哈克的逃離行為進行了行為動力學的分析，指出哈克的心智成長正是勒溫所說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動态變化過程中實現的。

在論及作品的逃離主題和身份焦慮及父親形象時，代教授從個人身份、作家身份、民族文學身份、民族身份四個方面闡述了美國文學中的“身份焦慮”主題，并引入卡爾維諾的“忘記的危險”這個概念和霍桑在《海關》中關于忘記的危險和記憶的重要性的闡述，回到哈克的情況，代教授指出，哈克在記憶中成長，這正是他“躺平不擺爛”的行為動因。代教授指出，經典文學作品正如美國現代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所說的，總是“始于愉悅，終于智慧”，它們不僅給人以情感的慰藉，更以主人公的内省精神帶給讀者思想的啟迪。哈克的内省貫穿作品的始終，讓讀者見證了他的自然良知的覺醒過程。代教授最後談到19世紀美國文學中的互文書寫，在列舉了相關的美國作家作品的互文書寫之後，她回到該小說對《安提戈涅》、《魯賓遜漂流記》、《堂吉诃德》、《羅密歐與朱麗葉》等歐洲文學作品的互文呈現，指出馬克·吐溫作品的創新之處。

代教授總結指出，哈克貝利·芬的自我省察力和思維辨别力表現了文學之真，哈克和吉姆對他人的責任感表現了文學之善，哈克詩意的觀察力和想象力體現了文學之美，正是這些優異之處讓該作品把一個具體社會中的“公共價值” 提升到了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從而實現了“文學教育”的社會功能，這也是貫穿所有文學經典作品的人文精神。哈克面對不滿的人生，學會創造；面對世情的陰暗，學會超脫；面對他人的不幸，學會同情；面對他人的付出，學會感恩；面對騙子的奴役，學會忍耐；面對紛繁的處境，學會辨别；面對責任的要求，學會承擔，“假如我們具備了快樂的邊緣人哈克貝利·芬的這些品質，我們就會與世界建立真實而友愛的鍊接。”

在與談環節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田俊武教授首先從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對經典作品的定義切入，探讨了經典作品在當下的意義，并指出經典閱讀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呼應了曹莉教授所主持的經典重讀的系列講座主題。他提到，海明威曾經說過: “一切當代的美國文學都來自于馬克·吐溫的一本叫作《哈克·貝利 費恩曆險記》的小書……在它之前沒有别的作品可以與之相比，在它之後也沒有别的作品能與它媲美。”這句被文學史家引用為經典的名言，高度贊揚了《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在美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文學地位。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理解這部經典的人文性：首先，這是一部關于青少年旅行和成長的經典。作為一部經典，它反映了青少年尤其是美國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人文危機。正如門德特所言：“我們美國人有着豐富的物質，如汽車、房子、跑鞋、名牌食物、可視遊戲等等，然而我們缺少某種精神。當我們經曆某種危機時，精神的貧乏讓我們空虛，迷失方向。這種青少年的生活危機表現在身份認同與角色混亂相矛盾的社會心理危機方面。青少年要認同自己的身份，這樣才能讓他們在由童年到成人轉變時不至于迷失自我。” （Mendt 34）其次，它是一部關于成人社會的經典文學作品。這部小說不僅超越了兒童冒險故事的層面，還深刻探讨了複雜的社會問題、人性與道德困境。這部小說雖以少年哈克的冒險經曆為核心，但其内涵卻針對成年讀者，引導他們思考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自由和個人良知等深層次主題。小說對種族主義和奴隸制的批判是其最重要的成人主題。通過哈克和吉姆的旅程，馬克·吐溫揭示了19世紀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吉姆，一個逃亡的黑人奴隸，被描繪成一個有情感、有智慧的人物，而非當時社會中對黑人的刻闆印象。這一形象颠覆了當時的主流觀念，促使讀者重新審視自己對種族平等的态度。這種對社會道德的深刻批判顯然超出了兒童讀物的範疇。小說對個人良知與社會規範的沖突進行了細膩探讨。哈克多次陷入道德困境，例如是否幫助吉姆逃跑。他的内心掙紮反映了個人良知對抗社會規範的複雜性。這種深刻的心理描寫旨在引發成人讀者對道德選擇和社會正義的思考。馬克·吐溫通過諷刺和幽默展現了成人世界的荒謬。書中許多成年人的行為，包括騙子、僞善者和權威者，表明了社會的虛僞和腐敗。這種社會批判的深度使小說成為成年人理解人性和社會問題的重要作品。第三，這部小說是美利堅合衆國成長的預言。哈克作為“邊緣人”暗喻19世紀的美國被歐洲孤立的情景，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和精神成長則暗喻着美利堅合衆國的成長以及從邊緣到中心的現代性進程。從18世紀後期開始，兒童身份和美國的成長便成為美國社會廣泛讨論的話題。“兒童在許多國家都具有文化意義，但美國為分析兒童在支撐自由民主的種族前提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個特别豐富的視角，因為這個國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盎格魯人和非洲人之間一系列種族接觸的基礎上的”（Levander，第4頁）。19世紀的美國就像一個迅速成長的孩子。它在早期發展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可以比喻為成長中的孩子所面臨的問題。甚至1836年建立德克薩斯共和國的政治合法性以及1848年發動的美墨戰争，都可以從兒童的視角來解讀。在這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像沃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這樣的19世紀美國作家意識到，“孩子越來越等同于從複雜社會結構中生成并不可避免地嵌入其中的‘自我’”（Levander，第9頁）。對惠特曼、馬克·吐溫等作家來說，孩子不僅代表一種社會結構中的純淨狀态，同時也是一個隐喻，象征着一個年輕的共和國在早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在19世紀的美國，尤其是種族問題和與拉丁美洲、歐洲的關系問題。

在讨論環節，主持人北京外國語大學郭棲慶教授指出，主人公哈克等人物的逃離行為本質上是叛逆反抗的，他們是“叛逆者”。師生們圍繞小說與現代青少年成長曆程的關聯性、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躺平”、“佛系”等當下社會現象産生的原因與可行出路，以及國内外國文學研究中的同質化傾向進行了熱烈的讨論， 與會者一緻認為， 重溫經典當收獲新的視角和方法。

文｜校語

圖 | 張曉婵 道日娜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