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下午，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二十九講如期舉行。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陳麗教授以“從文本結構入手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為題進行演講。本次講座采取線上模式，來自校内外約3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講座由beat365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裴雲副教授擔任與談人。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開創了西方文學史上的烏托邦文學傳統，然而其語言古雅艱澀，且文本繁複龐雜，對歐洲社會的批判與對理想社會的暢想交織并行；以多重聲音的對話模式（conversational mode）展開而又内涵莫爾的自傳性成分，使得初讀的讀者不免感到“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陳麗教授從文本結構入手，分别探讨了該書的信件框架、第一卷的内部結構和兩卷之間的關系，旨在提升大家對《烏托邦》一書整體性的認識。莫爾的拉丁語原文出版于1516年，英文翻譯版發表于1551，正值從中世紀向工業社會轉型，帶來對社會架構、生态環境、個體精神圖示的巨大改變。“Utopia”一詞拉丁詞源指向“non-place”，而在戰後文學與現代主義中被再次發掘的反烏托邦傳統其實早在莫爾的《烏托邦》中便有所體現。
一、信件框架
《烏托邦》的正文前後均有信件副文本，這些信件形成有益框架，将正文框在中間，提供了結構上的支撐。開頭部分是莫爾寫給Peter Giles的信，假托正文是莫爾紀錄他與Peter Giles和Raphael Hythloday的會談内容并向對方确認一些會談細節。這封信不僅旨在通過烏托邦旁觀者的視角與嚴謹的态度确立叙述者的權威，并合理解釋一些文中缺省的重要細節（例如為何文中不曾提及烏托邦的具體位置），但除此之外，信件似嚴肅似調侃的模糊語氣又似乎瓦解了這種合理性。也即，在樹立烏托邦叙述的權威性的同時埋下了對烏托邦的懷疑。而小說結尾Peter Giles寫的另一封信同樣在看似表揚全篇叙述之時又暗含諷刺之感，呼應了全書對于烏托邦“一半建構，一半瓦解”的态度。
二、 第一卷内部結構
線索性的人物Raphael Hythloday 看似是完美的廷臣：不為名利，處事公正，使他隐隐指向《烏托邦》的前文本——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學王。哲學王在柏拉圖的筆下既有哲學界的睿智，又具國王的領導力。是“獨善其身”保有思想的平靜抑或“兼濟天下”積極入世？這個問題是串起《烏托邦》第一卷所有龐雜細節的核心線索，對此Hythloday的回答是：“…philosophers have on place among kings”（國王之間沒有哲學家的立足之地）在三人的對話中存在一個長達十數頁的大段直接引述。這個嵌套式的“談話中的談話”（conversation within a conversation）直接引述了Hythloday對于“為何不肯為國王當庭臣”的論述。Hythloday在與莫頓大主教和他的臣屬會談中，就“為何重罰不能制止偷盜”這個議題發表了真知灼見。他首先剖析了偷盜泛濫的原因，其中就涉及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羊吃人”比喻——圈地運動使得大量農民成為流民，隻能訴諸偷盜；Hythloday随即提出三個理由證明不應當以死刑處罰偷盜者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然而，其睿智建議卻被莫頓大主教冷漠以對，并最終淪為一場鬧劇。Hythloday由此得出結論：即便他願意為建立理想國而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卻注定是無用的——隻要私有制仍然存在，無論什麼哲學王的建議都無法妙手回春。而對此莫爾借虛構人物之口道出了對一切公有制主張的質問：在公有制下如何避免人們懶惰？Hythloday避免了對此的直接回答，而隻表示“若你見過烏托邦，便知道那裡人們是不會存在懶惰的問題的。”
三、兩卷之間的關聯
《烏托邦》上下兩卷通常被當作割裂的兩部分來看待：第一部講述了莫爾對當時歐洲社會的批評而第二部則描述了他的理想國“烏托邦”。兩部書之間的關聯則較少得到探讨。據莫爾的好友Desiderius Erasmus的可信資料，莫爾是先完成了第二卷中對于烏托邦的地理、人口、政治架構的描寫而後才寫作了第一卷。也即，對于莫爾來說第二卷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必須有第一卷才能完整。那麼兩者間究竟有什麼樣的聯系呢？首先，從結構上來看，第一卷的嚴謹缜密與第二卷的松散零碎形成鮮明對比。第二卷沒有像第一卷那樣嚴謹的内部結構，僅借用小标題羅列了烏托邦的各個方面，相互之間沒有明确的聯系。并且第二部對烏托邦的設計也具有很強的時代布局：這并非一個物質性豐盈的社會，很大程度上浸潤着對中世紀僧侶生活的懷舊性浮現；其權力結構挂靠階級森嚴的父權社會，以年長的男性家長作為權力中心。并且其中的一些建構已經很難讓我們今天的讀者所接受。不同于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對理想國的描述混合了嚴肅的建構和隐形的解構，極大地瓦解了它作為理想社會的可信程度。這再次呼應了前文留給我們的印象：莫爾在建構烏托邦的同時也在積極解構這個理想。第一卷通過邏輯嚴密的論辯引出了第二卷：烏托邦是作為當時歐洲的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被引入的。但是莫爾在第二卷中的論述并未能充分回答第一卷裡的議題，甚至還存在前後不一緻之處。這些都說明莫爾有意讓讀者意識到他所提供的是虛構的想象，而非可行的藍圖。通過将第二卷中對烏托邦的想象與第一卷中對于社會現狀的批判交織并行，莫爾在結構上實現了他在文本中用人物對話模式所緻力于實現的：他給讀者提供的是相互論辯的多重思想，而不是一個單一的解決方案。
最後，陳麗教授總結了《烏托邦》在烏托邦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僅貢獻了一個命名整個傳統的名字，也開創了一個共時異地的烏托邦傳統（eutopia），即将理想社會置于一個同時代的不同空間裡。這一傳統影響深遠，後來随着地球村的聯系愈發緊密，才逐漸讓位給euchronia（将烏托邦寄托于未來的類别）。此外，自莫爾的《烏托邦》起，對烏托邦美好理想的建構欲望就與對它的批評和颠覆始終交織在一起，成為烏托邦書寫的一體兩面。
裴雲副教授在與談中聚焦于烏托邦中的奴隸問題，提出道德和有用性之間的張力與沖突處于《烏托邦》的核心。陳麗教授的回應是，道德問題在烏托邦文學想象中往往會被穩定性（stability）和公共利益（common good）取代和化約。主持人曹莉教授認為，公共利益對于道德理想的取代需要擴展到英帝國殖民曆史的語境中進行讨論。烏托邦小說擅于針砭當下社會弊病，但對于建構理想的解決方案卻無法擺脫自身的局限性——其超越性往往隻針對被其囊括在内的“局内人”，而對于被其邊緣化的“局外人”則成為一種壓迫。主持人、演講人、與談人還就莫爾對于私有制的批判進行了對談，莫爾本人的生活經曆與其烏托邦的構想形成曆史的對應，值得考量。
文｜陳諾
圖｜張曉婵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鄭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