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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企平:《愛瑪》中的反諷與幸福哲學

時間:2024-10-10 11:14:48

9月27日晚上,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六講在杭州師範大學倉前校區恕苑19樓401教室舉辦。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殷企平以“《愛瑪》中的反諷與幸福哲學”(Iron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appiness in Emma)為題進行演講。本次講座采取線上線下融合模式,來自國内外約3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講座由beat365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陸建德教授擔任與談人。

殷企平教授演講

講座從簡·奧斯汀對現代性這一概念的回應出發,圍繞反諷與幸福兩個關鍵詞,對《愛瑪》這部小說進行了豐富細緻的解讀,同時也為讀者如何閱讀文本提供了生動的實踐範例。反諷和幸福這兩個概念之間有何關系?殷企平教授開門見山提出,反諷實際上是奧斯汀在《愛瑪》(Emma)中表達幸福觀念的一種手段。

殷企平教授指出,簡·奧斯汀在小說中對現代性這一概念進行了回應。現代性指的是一套關于現代社會的價值觀,這套價值觀由啟蒙思想家們提出,強調諸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學、技術、進步、民主、自由等關鍵詞,其中核心之一就是幸福。奧斯汀對這套價值觀的看法與啟蒙思想家們不同,偏離了當時的主流話語。比如在小說《傲慢與偏見》中,莉迪亞想象着塵世幸福(earthly happiness)的可能性。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在啟蒙思想家的話語中找到塵世幸福(earthly happiness)這個關鍵詞。十八世紀,人們對幸福這一話題産生了濃厚興趣,塵世幸福的确認實際上是啟蒙運動的标志性勝利之一。簡·奧斯汀在小說《愛瑪》中提到,好人一起度過美好時光就是一種幸福,這與共同的快樂有關,強調人類社會發展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平衡,而大多數啟蒙思想家則強調工具理性。

殷企平教授認為,在簡·奧斯汀之前,已經有大量關于幸福觀念的論述,這些作品主要由哲學家、宗教作家和其他一些知識分子撰寫。而一些非常重要的十八世紀小說家也對幸福這一問題表現出濃厚興趣。例如,《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中,男主角的父親建議魯濱遜留在“下層生活的上層”(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他認為這是“最适合人類幸福的”(the most suited to human happiness)。而在塞缪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說《帕梅拉》(Pamela)、塞缪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巨作《拉塞拉斯:一個阿比西尼亞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中,也都提到了幸福的主題。殷企平教授指出,奧斯汀的小說表面上都有幸福的結局,但如果更深入地看每一部小說,仍會有一種不确定的感覺。

殷企平教授梳理了幸福概念的哲學背景。他指出,在簡·奧斯汀出生前兩年,勞倫斯·尼赫爾(Lawrence Nihell)就曾在書中對沙夫茨伯裡(Anthony Ashley Cooper,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思想進行了區分。前者認為人類是半神種族,後者則認為人類是一群魔鬼。兩位哲學家理解人類的方式表明了他們對幸福的态度。霍布斯暗示幸福隻能以某種自利的方式實現,而非經由人們共同努力。簡·奧斯汀則通過小說參與了這場辯論。

殷企平教授認為,簡·奧斯汀對浪漫幸福并非持簡單的否定态度。他指出,在《愛瑪》中,簡·奧斯汀将反諷基調貫穿整部小說來呈現幸福的概念。反諷(Irony)作為一種文學手法,通常分為三類,言語反諷(The Verbal Irony)、戲劇反諷(The Dramatic Irony)和情景反諷(The Situational Irony)。言語反諷是指說話者的意思與實際所說的正好相反。戲劇反諷意味着人物對現實的理解與現實本身存在差異。情景反諷則指向角色意圖和事件結果之間的差距。那麼《愛瑪》中的反諷暗示在哪裡呢?殷企平教授指出,《愛瑪》中的反諷或反諷寓意經常被隐藏在作者如天鵝絨手套般優雅的寫作風格之下,目的是遮蓋作者的真實意圖。

接下來,殷企平教授聚焦于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部分,對文本進行了細緻獨到的解讀。殷教授指出,文本細讀的目的在于找出字裡行間的諷刺、歧義、悖論、張力和多重含義。小說的開篇段落提到女主人公“俊俏”(handsome)、“聰明”(clever)、“家道殷實”(rich)、“性格又開朗”(happy disposition), 這些描述反諷意味十足。比如, “handsome”一詞一方面說明愛瑪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另一方面則微妙地暗示了男性的權力意志。殷企平提醒同學們,奧斯汀安排單詞和短語的方式甚至順序都十分重要,改變語詞順序意味着失去優雅和美感,小說行文的重音、音韻、語序等都經過了作者仔細的權衡和考量。最後,殷企平教授得出結論,奧斯汀對幸福的看法在《愛瑪》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現,其中反諷的語氣巧妙地為女主人公的跌落埋下了伏筆,這也引出了整個故事的寓意:一個人必須謙卑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講座現場

與談環節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陸建德教授就愛瑪這一人物形象進行了點評。陸建德認為,愛瑪的幸福觀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構成因素,即履行道德責任、體貼他人。比如愛瑪在對待自己的父親時,展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寬容、善良以及自我克制,這在中國語境中會被稱贊為孝順,因此愛瑪與父親的相處片段在論文寫作中或為不可忽視的一點。殷企平教授認為,愛瑪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人物,她的個性在故事發展中經曆了轉變。她确實很有幽默感,天生友善,經常願意幫助别人,很熱心。她的動機其實很複雜:一方面,她渴望幫助别人,另一方面,她又過分熱情和傲慢。這是因為她看似幸福的處境一開始往往會滋生傲慢。但她本質善良,因此後來能夠改變自己。殷企平教授還提出了故事的另一個維度,即失誤,并指出簡·奧斯汀與喬治·艾略特這兩位女小說家所創作的兩位女性角色的相似之處。陸建德還指出小說中另一人物泰勒小姐的重要性。泰勒小姐塑造了愛瑪的道德品格,她是愛瑪人格發展過程中的一位重要導師。愛瑪在與泰勒小姐長達十六年的相處過程中變得聰明過人,還習得了令人欽佩的談話藝術。

讨論環節中,曹莉教授指出,《愛瑪》、《傲慢與偏見》等奧斯汀的大部分小說或可歸為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或成長叙事(initiation narrative),主人公經由失誤或過失實現自我的轉變,從而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家庭和婚姻為題材的小說,看上去似與宏大的社會曆史畫卷無關,但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最能映射社會轉型時期的人際關系和矛盾沖突;奧斯汀對幸福概念和工具理性的态度和看法與啟蒙思想家們的不同之處值得進一步探讨。線上線下的同學圍繞奧斯汀小說中幸福與濟慈詩歌中痛人的愉悅(aching pleasure)之關聯、幸福與情動(Affect)之間的區别等問題展開熱烈讨論。

講座的最後,主持人曹莉代表線下線上的全體聽衆感謝殷企平的精彩演講和陸建德的深入與談。本次講座在同學們的熱烈掌聲中圓滿結束。

供稿|耿靖文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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